地方大部制改革已经启动，各种困难与阻力初步显现。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中心教授毛寿龙，在接受《重庆日报》专访时表示，大部制改革必须纳入全盘改革的视野，与政府职能转变、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稳步推进。
重庆日报：大部制构想被普遍认为是新一轮政府改革的起点和突破口。您认为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应该是怎样的行政改革？
毛寿龙：目前，政府行政体系当中突出的问题是行政机构偏多，行政效率低下。本是某个部门的职责，往往很多部门参与其中，结果导致职能上互相扯皮，或者是同属某类社会事务的责职相互分割。
大部制的设想，实际上就是在更大程度上整合机构。这将对解决政府职能交叉起到积极作用，能够杜绝各职能部门相互踢皮球的现象，降低协调成本。同时，精简机构，整体收缩政府的公共权力，从而抑制职能权力的滥用。
重庆日报：与中国以往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比，此次大部制改革有何不同？
毛寿龙：倡导大部制改革，是个全新的提法，与过去的五次改革完全不同，过去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在政府职能转变。比如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而大部制则是侧重改变政府职能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现象，通过减少机构数量，降低各部门协调困难，可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角色定位。
重庆日报：继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地方大部制也已启动，当前的改革最可能在哪些领域突破？
毛寿龙：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职能，在自己特有的重点管理领域突破，比如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供电供水、城市拆迁建设等。这些都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直接服务公众的职能，与中央政府有着不同的侧重，不必完全复制国家部委的部门设置。但有些特殊的领域还是要上下对口，比如公安和教育等部门。
重庆日报：大部制最早出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它们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衔接情况怎么样？
毛寿龙：一般来讲，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地方政府并不过分追求与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对口。市场经济越成熟的国家，地方政府越注重依据自身实际情况设置机构。大体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对口的部门设置占部门总量的1/3左右。在我国，地方政府完全可以根据自身主要职能，在不要求上下对口的领域进行创新。
重庆日报：改革创新必然触及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您认为，当前正在推进的地方大部制改革，可能遭遇哪些难题或者阻力呢？
毛寿龙：最大的阻力是部门利益。大部制最直接的结果，是精简机构和人员。有些部门的决策权、执行权面临调整，要这些权力部门全力支持改革，并非易事。从客观上讲，地方大部制推行后，可能会有大量干部失去职位，这也需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协调推进。配套的制度设计，本身也面临不少难题。
此外，中央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此次大部制改革，也要配合政府的职能转变。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政府还是什么都管的话，部门越大权力就越大，那就成了“超级部门”了。可以说，简单合并部门而不转变政府职能，就会失去大部制改革的本义。
重庆日报：如您所说，大部制改革将带来权力集中。但不少学者担心，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权力集中很可能造成新的权力滥用和寻租。
毛寿龙：是的，在大部制改革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监督体系的建设，部门之间、同一部门内部，都要有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从部门之间的监督看，像审计、监察要加强对部门权力运行的监督。大部门内部也要有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并相互制衡的机制，不能让有的人拥有从决策到执行的全部权力。个别地方，曾经出现交通局长贪污上千万元，而其他人毫不知情。这就是因为作为决策者的局长，亲自掌控了具体事项的执行，而监督机制又不健全。
规避权力失控的危险，是大部制改革要注意的关键问题之一。大部制改善了工作，但改革不到位也会出现新的问题，因此要特别注意改革的全局性，把地方大部制改革纳入全盘改革的事业中整体考虑。（本文根据毛寿龙教授接受《重庆日报》专访的内容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