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正在以极致的方式进入千家万户，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引发的网络舆情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笔者认为，在网络时代，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面对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是民众通过网络表达的对特定社会现象的态度的总和。网络舆情的兴起，直观反映出当前中国的文明程度。一是民众能够说话的权力空间更大，宪法赋予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已经从现实生活延伸到了虚拟世界。二是民众说话的方式更多。网络的普及，使民众可以以最便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特定社会现象的态度。无论是天各一方，还是在同一个会议室里，只要拥有一部手机，或者在线，不同社会成员对特定事件的态度，就可以在瞬间实现交流，完成态度的表达。在这种态度的累积中，就形成了网络舆情。三是民众想说话。网络舆情反映出当前我国民众对行政管理、司法执法、管理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的强烈参与意识。民众把网络当做了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来参与社会活动。在这个平台中，寻找态度相同的朋友，建立自己的圈子、聊天群，藉此形成共同的态度，希翼以此来放大各自在社会生活中的声音。美国政治学家戴维·杜鲁门认为，“在有利的条件下，集团从那些具有共同的‘知识’和由这种‘知识’所促进的态度的人们中间形成。”四是部分民众把网络当做舒缓情绪的场所。很多民众以“马甲”方式出现在网络里。在现实生活中不便释放的情绪，在网络里或许可以轻松的得以释放。发一个帖子，或者跟帖、留言、评论，一个“顶”字，一个“砸”字；或者一个“支持”的动漫，一个反对的“手势”，当事人作出的决定，或许与其对特定话题、事件的态度无关，更多的与当事人当时的情绪有关。冷静的看，民众能够在网络里宽松的释放情绪，无异于是对自己进行心理调剂。
网络舆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犹如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群、嘈嘈杂杂的声音一样，网络里反映出来的舆情，也是形形色色、嘈嘈杂杂。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有有益的，也有有害的；有具价值的，也有的是垃圾。拉萨“3·14事件”后，网民很快形成了“谴责分裂主义分子暴行，祈盼祖国和平，民族团结”的共同呼声，网友恒言在新华网开设的“向在西藏暴乱中遇害的同胞献花献哈达”祭扫专区，约９６０万人次在网上向“３·１４”事件遇害者献花，网友共发表悼念帖２０余万篇，浏览量超过５００万。“周老虎事件”、“周久耕事件”、“躲猫猫事件”发生后等，在较短的时间内，民众在网络里形成了探究事件真相的共同态度。这种态度，是网络舆情监督政府极其官员诚信行政、依法行政、廉洁行政的写照。在网络里不负责任的情绪化言论，也很容易得到众人响应，从而引发有害舆论，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破坏性。如哈尔滨6名警察打死青年林松岭一案，在网上一波三折，舆论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谣言传播的速度也让人始料不及。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发生后，成为全国乃至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先后有100多家主要网站进行报道，相关评论文章近千家。不由分说支持户主“坚守阵地”的网络民意汹涌澎湃，一发而不可收，而理性、客观的声音十分微弱，使户主夫妇几乎没有妥协转圜的余地。
因此，网络时代，是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实事求是精神的时代。谣言止于真相。瓮安事件、陇南事件的深刻教训是，让真相走在谣言的前面。公布真相是最好的舆论引导，也是破除谣言的最终极方式。真实的真相，公正、公开的处理，公平的结果，人们无不信服。因此，对于网络舆情，唯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雷厉风行的作风，还原相关话题及事件的真相、处理相关话题和事件本身、公布相关话题和事件处理的结果。及时澄清有误的，引导有益的，抵制有害的，采纳有用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让社会民众在参与中提升包括信守注册网民时的承诺在内的综合文明素养，一方面促推公共服务机构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对待每一件事，对待每一个人。这才是应对网络舆情的明智之举。
更重要的是，网络舆情给我们加快改革提出了现实要求。戴维·杜鲁门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中指出：“一个复杂文明必然发展出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安排。在交往模式比较复杂的社会中，政治行为的模式也是复杂的。”当以信息技术变革为鲜明特征的时代变革已经来临的时候，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维系我们社会运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理念应该怎么办？笔者认为，唯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检视我们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理念等各方面存在的诟病。大胆改革，开拓创新，确实使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理念与信息技术共同进步、共同发展，适应网络时代的新要求。我们的上层建筑才能与经济基础协调发展。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保护好、引导好、组织好两个舆论场。把网络时代的民众力量凝聚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不断开创出事业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