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8日下午，贵州瓮安县突发一起群体性暴力事件——“当地约200人冲击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县财政局与县民政局行政大楼，上万群众围观，整个过程持续近七小时。”（据《财经网》）县委、县政府大楼、县公安局大楼，被不同程度焚烧，另有多辆汽车被烧毁。
6月30日之前，这起严重的暴力事件一直缺乏任何正式媒体的详细报道，只有新华社一篇几百字的简报。而海外媒体则一直追踪报道此事。中国大陆网络上，各种各样的消息则层出不穷。6月30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发表讲话，将该起事件定性为“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 7月1日，瓮安县政府向全国直播记者招待会，通报他们所确认的情况。7月2日，引发此事件的非正常死亡者李树芬在最后的第三次尸检后下葬。7月3日下午，石宗源认为此事件真正的原因在于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以至干群关系紧张，并且认为县政府在此前及此事件中处置不当，对事件的发生与恶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月4日，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被免职。
这起事件的相关案件，目前依然在进一步调查与处理中，“警方称，抓获59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22人，涉及到流氓恶势力39人，已有19名涉案学生投案自首。”目前，人们可能一时尚无法见到结果。但是，这起事件给中国社会留下一个巨大问号，需要人们思考，从中获取教训，以尽量避免以后发生类似事件。
真相在信息垄断之外
像中国许多地方政府一样，瓮安县政府对于自己行使权力方面的信息是不愿意公开的。这一方面是制度的原因，另一方面还有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石宗源指出的：“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如果此前瓮安县政府一直是清正廉洁的，不存在上述那些社会与政府的冲突问题，如果李树芬非正常死亡案接警后全过程的处理是经得起法律检验的，那么，这起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就不可能去封锁信息，因为这毫无必要。
因此，瓮安县政府只要存在上述石宗源所说的问题，他们就希望自己永远是被媒体遗忘的角落，他们最惊恐的就是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道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哪怕是在李树芬非正常死亡案中政府什么错也没有，他们也不肯被外界关注——一关注，就会连以前的也被关注了。
任何人不可以成为自己事务的法官，这是关于公正的一句法谚。当政府成为一起重大事件的当事方，那么它依靠权力垄断信息，阻挠信息的对外传播，禁止外界对信息的了解，而仅仅在事后以权力的面目出现，向外界公布所谓的信息，外界是不可能相信的。根据常识，当政府成为某个事件当事方的时候，他们垄断并发布的信息，最不具有真实性。
如果不允许信息自由竞争，谁都会失去公信力。公信度与信息自由度成正比，与拥有剥夺他人言论自由的权力大小成反比。信息垄断者的公信度与其垄断时间长度成反比，在权力非极致状态下，与其权力强度成反比，与其暴力维护度成反比。掌握公权力者，如果垄断信息，一般而言，他们发布的信息一文不值。谁手中拥有不允许信息自由披露的权力，谁最先失去公信力，因此垄断信息发布权者，往往最没有公信力。
公共信息未经自由竞争、自然选择，就不是真相。因公共信息垄断而导致人们宁信谣言，不信垄断信息，该由信息垄断者承担后果。缺乏信息披露自由的地方，必然谣言四起。公共信息被权力垄断的程度，决定谣言泛滥的程度。在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地方，相信谣言是人们在信息获取方面唯一的权利，因为在正式渠道中获得的信息，人们根据经验相信某一种信息。人们对谣言的区分能力，与该地区及其历史的信息混乱程度成反比，跟信息垄断者一贯来的撒谎程度成正比。喊“狼来了”的遍数，与人们对其真实性的信任度成反比。一个简单的推论就是，如果没有信息方面的权力垄断问题，瓮安县那么多年的社会矛盾，是不可能被累积的。
如果公共信息垄断者发布的信息确实是真相，但因其公信力的丧失而无人相信，那是咎由自取。由于经验的缘故，人们会怀疑信息垄断之后的调查之可信度，人们会怀疑所谓的后续自由报道，是不是暴力支持下对信息做了事先安排与过滤。这种情况下，真相将永远丧失。真相不可求，人们的猜测便是“真相”，于是“真相”之间是冲突的。因此，以公权力取缔信息渠道，也就是取缔了真相。
通过这次瓮安事件，人们尤其是各地的地方政府应该意识到，在严重的社会性暴力事件当中，如果政府成为当事方，政府应该在一开始就开放舆论，否则，事后解释只能越描越黑。而这最后只能是以光速瓦解其公信力，瓦解其权威，最后并且导致真相的永久丧失——至少人们对瓮安县记者招待会上公布的信息基本上持不信任态度，尤其是最关键的“从四人21日20时步行至西门河大堰桥，至次日零时王娇报警，其间四个多小时内发生的事情，警方通报语焉不详。”再有三次公安系统内的尸检，又如何让人完全信任呢？
那么真相在哪里？人们无法知道真相在哪里，但是人们至少知道，真相在信息垄断之外。
信息垄断之中的民瘼递增规律
石宗源认为“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作为一位省委书记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实属应该，但是，确实还有很多的掌控权力者的认识能力、面对问题的能力到不了这个基本水平。
在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的状态中，社会矛盾不可能被长期积累，也不可能长期酱酿恶化。一旦有了矛盾，会借助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司法力量解决，但是在一个信息不能自由选择的社会，当政府垄断了信息的搜集与发布，当政府垄断了信息的主要渠道之后，民怨、民情、民瘼，也就都被活埋在泥土之下。
石宗源所说的瓮安县政府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这些事情，又有过多少是被报道出来的呢？人们可以推知，这些事情不会是一件两件，甚至可能也不是十件、二十件，那么这些事情所累积起来的民瘼、民怨也就不是一天两天，而是长年累月。在这样的状态中，人们因对政府的怨恨而形成一个基础社会心理，就是对政府一切言论的不信任，对其一切行为的厌恶和憎恨，即使是对人们有间接好处的，人们也不相信。
这种由于信息封锁所导致的民瘼递增现象，会产生一个严重恶果，就是在人们心中形成对自身安全不稳定状态而导致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人们所接触到的民间信息基础上被不断加工，也就被无限放大，因为在私下的交流与信息传播中，政府是无从为自己辩解的，这就是他们垄断信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从概率上说，人们遭受的来自公权力的直接损害，毕竟不可能是个很高的数字——50%、80%？这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哪怕只有1%的人遭受到了公权力的直接损害，另外的99%也将处于兔死狐悲、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与惊恐之中，公权力被滥用的恶果往往并不完全在于其直接效应，而更在于其在人们心理上留下阴影所导致的放大效应，以至于出现全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与恐惧。
信息垄断导致民怨不能疏解，它同时还导致政府与人民双方共同的侥幸心理。因为信息屏蔽和信息垄断，政府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出现幻觉，他们误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于是公权力被滥用的状态只要一天没有被清算，它就处于恶性累积之中，而民怨也在同步积累，民瘼也就处在递增状态之中。在任何普通人、正常人的生活之中，人们的幸福体验更多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日常生活是否稳定与可预期，另一方面是全社会所形成的一种生活信念共识。
当政府将民怨信息隔离于这个社会之外的时候，当事人会通过力所能及的各种渠道，将此信息传播到他们能够达到的最远距离，这一方面是疏泄心中怨气之必然，另一方面也是正常生活之必需。在这过程中，事实被扭曲几乎是百分之百的，至于其扭曲的程度，与当事人本身的法律知识以及个人品质、性格都有很大的关系。而政府既然屏蔽了信息，那么他们如果被妖魔化，也就咎由自取——因为是他们率先不允许披露真相。
当上述现象发生的同时，非当事的人们在接触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不可能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调查真相，既无必要，也无义务。从一种基本的社会心理角度看待，人们越是相信离谱的信息，就越表明其自我安全度感受低。因此，在这种多面的恶性互动中——公权力损害人们利益的事件在发生、当事人在诉苦求告无门、政府以冷漠阻挠的方式对待芸芸众生，于是，人们对生活的基本安全失去了信心。相应的，对政府的怨恨达到一个高值，这个高值于是处于一个表面安静的火山口下，只等待爆发的时机来临。
因此，从这起事件背后的这些问题上，各地政府应当引以为戒，应该清晰地看到，政府垄断信息，屏蔽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在最终意义上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是一个全输无赢之局。人民受到了损害，政府同样受到损害，滥用权力垄断信息对谁都没好处。
司法应当解决一切纠纷
在这个转型时代，近20年来，法律制度的建立与运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必须看到，法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分量还十分有限，尤其在解决纠纷方面，司法的作用还远远不够，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
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检察院和法院，在一般的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法院。但是，中国的法院由于制度上的原因，一直未能获得一个基本的独立行为能力。
司法权的不独立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严重的是两项权力受地方行政的掣肘，一是人事权，一是财政权。这两项权力都受制于行政部门，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在其解决纠纷——无论哪一种纠纷的过程中，法院都得看行政部门眼色行事。这就给了政府行政部门以权凌法，干涉司法公正开辟了康庄大道。
法院上述两项权力的沦丧，其本身的性质也就发生变化。法官的遴选不是独立进行的，由党政机关指派，这样必然形成“权力互联网”，这种“权力互联网”就是司法腐败的基本原因之一；而财政权的沦落，就导致法院的司法活动的头顶上，高悬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在自己头上。因此，尤其在行政诉讼活动中，法院的司法活动必然是会极其重视行政部门的态度，这就不可能做到公正司法。
在行政诉讼中，还有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无法解决，就是所谓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问题。所谓抽象行政行为，就是那些有普遍约束力而不是就某个具体法律主体所做的行政行为。目前，中国法律不允许就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行为起诉，这一方面严重侵害了人们的诉权，另一方面，它也给行政部门滥用权力大开绿灯——例如，他们可以为了回避诉讼，而发布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措施，而骨子里只是为了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司法权在此再次遭到凌迟，却望法兴叹。
司法权的这种现状，是全国性的常态，但是具体到各地又有情况差异。目前，人们还缺乏足够信息了解瓮安县的情况，但有一点可以断定，越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地方（如瓮安县），司法权对抗行政权的能力越弱。石宗源所指出的事件背后深层原因中，基本上都属于政府与民众利益的冲突，而这常常是地方司法无能为力的。纠纷不能解决，就会积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也就会恶化。
有鉴于此，即使缺乏足够材料了解瓮安县司法现状，目前中国司法权的现状足以让人们得出基本结论：在瓮安县的官民矛盾中，法院不可能起到其全面解决纠纷的作用。因此，司法权的相应改革，不仅仅是瓮安县需要，也是全国需要。司法权应当成为全社会维护正义的最后堡垒，成为申民怨的最后渠道——如果不是，那么等待政府和社会的常常就是暴力。
苦难是暴力的起点和终点
瓮安“6·28”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之所以震撼全国，说穿了是因为其暴力！而这正是这个社会的可悲之处。
然而，人们不得不看到，如果没有这起暴力事件，无数人都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偏远闭塞的县级行政区划。暴力，以非正常的方式向人们撕开一个铁幕，而这个铁幕在以前的信息垄断与屏蔽中，是几乎被完全忽略的。极端的群体性行为逼迫外界了解他们，逼迫高于瓮安县的权力部门注意到他们，注意到民生疾苦。这是这次事件的一个关乎人们知情与秩序之间的悖论。
石宗源在7月3日的讲话里说：“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当地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这样的讲话，应该说是具有反思能力的，确实基本上没有回避问题，虽然语气比较委婉，但点出的问题确实实在的。
这里涉及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滥用警力问题。滥用警力换一个说法，实际上就是滥用暴力。在这样的社会治安与基本生活状态中，人们对警察的看法可想而知。而且，对警察的看法基本上就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政府所有部门的普遍看法，警察成为人们最厌恶的公务员形象。
正是这种日常生活中对警察的不良印象，导致了人们对瓮安县政府的腐败、渎职与暴力形象的定位。也正是这种定位使得整个事件中，警车被烧最严重，公安大楼被烧严重。即使在打砸烧中真有当地黑社会势力参与（这还有待于最后的司法确认），以及据称还有刑满释放人员参与，至少还有一些学生参与，毕竟总共有200多人参与，所谓“不明真相”之说是不能服人的。
可见，至少在瓮安县民瘼累积过程中，暴力在其中占据了两项主要地位：威胁与直接伤害，公权力所支配的暴力是瓮安县矛盾累积、民生疾苦的最终根源。而这一切也转而成为这次暴力事件的原因。
但是，这样的分析并不是为这次群体性事件的暴力行为开脱罪责。无论如何，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不能替代法学的视角，这意味着所有非正当防卫性质的暴力，都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更应当受到谴责。因为暴力从来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增加问题。
然而，谴责暴力是容易的，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不能以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总是以暴力解决问题，那么在特定情形之下，尤其在政府首先对正常异议的民众动用暴力的情况下，人民的正当防卫就是天经地义的正义之举。反抗暴政是人民天赋之权利，不管是谁，不管用什么样的理由都无权剥夺。
因此，在此事件中，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应当反思，而最应该反思的无疑是政府。任何一个迷信暴力的政府，其最终归宿，也往往是被暴力所埋葬。对政府而言，人民基本的游行、示威、请愿、抗议等和平表达异议的行动，不但不应该阻挠、破坏、取缔，还应该支持和鼓励，即使做不到支持，至少要允许。如果对待群体的和平抗议——哪怕是因为误解而引发的抗议，首先要真诚解决问题，而不是渎职地推诿，如果不但推诿甚至还变本加厉，动辄以暴力对付，那么最终被暴力吞噬的不仅仅是政府或者人民，而是全社会。在这样的灾难中，从来没有赢家。
在转型过程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都应该清楚，如果到了21世纪，还不能摆脱用暴力来解决人民与政府矛盾，那么中国人在政治智慧方面实在是毫无进步可言。
社会民主敦促政治民主
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至今，已经过了将近16年半。在这16年当中，这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已经远远大于此前，每年的GDP也以国际吃惊的速度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在不断提高。
然而，这种经济领域单兵突进式的增长模式，却并没有在政治领域同步展开，反而是越来越显出自由经济与其配套政治制度之间的隔阂与脱节。这种脱节导致了大量问题，一个最尖锐的冲突就是社会日渐民主与政治保守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导致了大量社会矛盾丛生，贫富分化只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更为深刻的问题是，社会不公现象的丛生。从历史上看，贫穷从来就不是社会动荡的原因，不公正所导致的贫穷才是社会板荡的真正原因。日本在其封建时代，其农民承担的租税常常达到65%以上，有时有些地方甚至达到85%！但这却并未动摇其基础，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幕府将军对于来自农民的申诉非常重视，他们认为租税过高的时候，就会替农民主持公道。当然，仅仅这样依然不能全面解决问题，所以最终，日本在遭到外族入侵以后，还是改变了他们的原有东方路径，脱亚入欧——就是政治民主的转型，即使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军国主义阶段。
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也就在政治民主方面。
以瓮安事件为例，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是非常传统的统治型政治。这种政治模式，依然唯上是从、漠视民生，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可以罔顾人民利益，因此急功近利、假大空也就不免。另一方面，在对待民生方面，不能说他们就完全不想为地方百姓做点事情，但是一旦涉及官场利益的时候，地方百姓的利益就得让路，因此，这种治理模式，必然在权力互联网之中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以对官场关系网的妥协与对人民的肆意损害，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样的政治模式，当然会视一切于人民利益有益的民主支持为寇仇。信息的控制是最起码的基本手段，因为他们深知“在一切事务中舆论是最终的权力”（罗素语）。而与人民利益相关的其他民主权利，诸如游行、示威、请愿，也都在控制之列。
然而，即使游行示威、请愿这些基本权利不能得到保障，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要彻底封杀舆论也是难乎其难之事，而这个言论自由之口的突破，必将使得其原有的一系列土围子濒于瓦解——毕竟瓮安县政府的权力只能及于瓮安，即使有其他更高权力对瓮安封锁信息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在当前网络世界中要做到前三十年全能社会那样彻底，基本上也是痴人说梦。所有网站运营商出于商业考虑，他们既不能完全得罪政府，也不能完全得罪网民，而这种矛盾心态使得他们的行为对政府和网民两头都是游移的，这种游移也就给了言论自由以一定的可能，这就是现实。尤其在这次瓮安事件中，几乎所有网民都强烈谴责瓮安县政府垄断信息的做法，要求自由调查真相，这持续不断的坚持，使得网络运营商即使全力以赴也来不及删贴，于是，在这次的瓮安事件中，网络的追问，成为最重要的民主力量。
无论人们是否承认，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是暂时民意最直接、最具真实性的渠道。在宪政后发国家，未经正当程序不得侵害财产私有权的原则一旦确立，言论自由一旦实现，宪政转型的两大基石也就具备了。目前，中国正走在这条道路上。
作为政府，应该清晰地看到，即使私有产权的保护尚未完全实现，但是要随意侵犯私有产权至少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容易，而对言论自由的围追堵截，也没有互联网时代之前那么容易。政治民主的力量，借其商业力量和社会力量，正在生长，这是不争的现状。也是中国宪政和平转型的希望所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应当清醒意识到，政治上继续保守不是办法，这无法给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提供任何有益的支持，不但不能提供有益的支持，反而是起到阻挠和破坏作用。至少，从小小的瓮安县这次“6·28”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民基本的民主权利，宪法上确认的基本民主权利，是不可以轻易剥夺的。
从多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实践中，人们可以看到，承认并且保护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对于政治稳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具体而言，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游行示威权、请愿权、司法独立等，这些最基本的都应率先实现，为后续的民主化进程、宪政转型打下和平的基础。
结语：以瓮安为戒
瓮安事件给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带来了重要启示。
全能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型，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在这三大转型时代，出现各种各样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当属正常。重要的不在于会不会出现问题，重要的是出现了问题该如何对待。
是捂盖子累积到人们忍无可忍用非正常的冲击政府甚至暴力来解决，还是在问题刚刚发生的时候，按照良法所设定的法律程序去解决？是允许人们行使民主权利，还是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如果上述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仅仅换一批官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来自转型阵痛的民生与公正问题。
但愿瓮安事件的悲剧能够帮助国家和社会走向一个和平的民主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