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躲猫猫”事件的分析与思考
【摘要】作为网络舆论“催化”政府信任危机的典型代表，“躲猫猫”事件不仅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强烈质疑，同时也体现出政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危机的必要性。网络传播中，“议程设置”、“把关人”、“舆论场”与“意见领袖”等传播学原理的作用机制发生了改变。网络舆论可以是政府信任危机的策源地，可能使政府公信力受到严重削弱；但政府如果能在危机潜伏期、爆发期、恢复期分别对网络舆论进行科学地处理和引导，与公众展开理性的对话，就可以将网络舆论变为控制危机进程和解决危机的良好辅助工具，在新的高度上重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合作与信任关系。因此，网络舆论既是引发政府信任危机的“催化剂”又是化解危机的“灭火器”。
【关键词】网络舆论；政府信任危机；“躲猫猫”事件；“催化剂”；“灭火器”
“躲猫猫”事件代表着一次典型的政府公权力信任危机，因网络舆论的渲染而广受关注。我国现有网民约3亿 ，这个庞大群体的集合，正在生长为当下中国最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网络舆论。如今，互联网已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对网络舆论漠然视之，可能引发政府信任危机。巴顿(Barton)认为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对组织及其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 危机确实可能带来极大的损害，但是危机并不仅仅意味着灾难，而是表明事态正处于发展的紧急、关键时期，如果处理得及时，处理方法科学，可能也会出现新的发展机会。
网络舆论可以是政府信任危机的策源地，可能使政府公信力受到严重削弱；但另一方面，它又给政府与公众之间对话和政府自身反省创造了机会，是控制危机进程和解决危机的良好辅助工具。如果处理及时、科学，变被动为主动，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展开理性的对话，就可以加深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相理解，在新的高度上重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合作与信任关系。因此，网络舆论既是引发政府信任危机的“催化剂”又是化解危机的“灭火器”。
一 “躲猫猫”催化政府信任危机——网络舆论传播原理分析
“躲猫猫”事件引发了2009年初网络世界最为热烈的讨论：起初“躲猫猫”成为流行语，在调侃讽刺之中折射民意；发展为网民调查“躲猫猫”，成在创新败在细节；到最终“亮猫猫”问责渎职官员，人大代表提议建立完善的检察院巡查制度——在这一波三折的过程中，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网络舆论关注“躲猫猫”引发传统媒体的大规模追踪报道？为何得到“政府喉舌”一致赞扬的“网民调查委员会”却被网友谩骂为“体制内”人物的“做秀”？为何源于个别网民的质疑最终将“躲猫猫”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传播史上最先进的传播工具，互联网不仅给人类的传播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也使某些传播学原理的作用机制发生了嬗变。
1.“议程设置”：网络舆论影响“政府喉舌”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强调大众传媒在“影响人们思考什么样的问题”上的强大作用。在以传统媒体为主导时期，设置议程的往往是传播权的占有者和控制者。因此，公众特别是少数公众的意见很难在议程设置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传统媒体也正是通过这种特权地位实现了对舆论的引导和控制。如今，由于互联网成为用户自由公开发表信息、表达意见的渠道，网民们可以直接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去，赋予某些事件“显著性”，将事件作为“议题”提到公众的“议事日程”上来，从而使媒介议程设置功能在接受者这一方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
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互联网起到了“聚合剂”和“放大器”的作用。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中容易忽视的小型事件，在网络舆论中却被聚焦和放大。网络舆论自发形成的“非强制性”议题，可以通过新闻、论坛、博客、网友交流等形式以最快速度传达出去，牵涉的公众会随着议题的进一步深化，数量不断增加。当累积到一定规模时，一旦触发传统媒体议题，将产生“媒介间议程设置”，即媒介议题不仅仅会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认知，还会影响其他媒介对事件重要性的认知，导致该事件也被传统媒体提上报道日程。
“躲猫猫”事件进入公众视野，缘起于《云南信息报》刊载的一则消息，引起个别网民的注意后，逐步发展为“2009年中国网络第一大事件”，在各大网络论坛掀起轩然大波。网民们的反应影响了媒体对于事件价值大小的判断：数家门户网站相继开设专题，网络舆论强势最终触发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国内各大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台，甚至《纽约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西方媒体也纷纷追踪报道。
在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下，网络舆论最终扩散为社会舆论，在全社会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原本被传统媒体忽视的新闻事件转变为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大事件”。正如2007年网上热炒的“周老虎”事件，经过网民的追踪、分析以及各媒体的互动与炒作，其意义从最初的判断单个事件的真伪发展到对政府整体公信力的质疑。
2.“把关人”：网络传播中消失的特权
作为新兴媒体，网络除了带来无尽的信息资源以外，最重要的是它一改传统媒体推出(push)信息的单一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由受众自主地拉出(pull)信息，扩大了人们获取信息的自由度，同时也使得传者和受者的界限愈加模糊，为人们提供了发表言论的最大自由。
在传统媒体的传播链中，由“把关人”把持着信息流动关口，使信息不能直接从信息源传递给接受者。网络传播中以线性传播为主的旧框架让位于以交互传播为主的新框架，使得昔日的“把关人”失去了信息传播中的特权。网络舆论中“把关人”角色的弱化以及与某些传播通道内信息源角色的重叠，使得人人都有能力在网上传播信息。人们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口味对信息进行“过滤”，而且可以即时参与事件的讨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
“躲猫猫”事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后，当地政府为降低公众对官员渎职真相的关注，策划出邀请网民参与公共事件调查这一创举以重塑公信力。一时间，各大传统媒体的评论中对其公开透明的积极行为赞不绝口，成功地将公众的视线转移到“网民调查委员会”上来。事实上，“把关人”在扩大政府正面形象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关紧了入选网民真实身份信息流出的“水龙头”。但网络舆论并没有受其“把关”行为的限制，“人肉搜索”的结果使政府为重塑公信力所付出的努力被网友谩骂为“体制内”人物的“做秀”。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政府不可能完全控制信息传播媒介，传统媒体没有传播的信息，却可以通过网络等新媒体传播出去。“俯卧撑”事件中当地政府与传统媒体的“集体失语”，致使舆论对少女死因真相的质疑发展成为震惊全国的贵州瓮安“6·28”打砸抢烧事件，已给政府敲响了警钟。因此，对于一个负责任和自信的政府来说，只有做到信息公开、保证民众知情渠道的畅通，才能在舆论上真正获得主动，有效防止政府信任危机的产生。
3.“舆论场”与“意见领袖”：“草根”网民推动政府作为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匿名状态下较易摆脱角色关系的束缚，容易个性化。但在现实中，网民往往在有意无意间形成了易于沟通的群体。所谓“舆论场”，是指包含若干相互刺激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 “舆论场”的存在使带有爆破性影响力的意见迅速传播，很快被众人接受，形成社会舆论。
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曾提出“两个舆论场”的说法：即“传统媒体的官方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 就“官方舆论场”而言，“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的控制者手中，其“意见领袖”通常由代表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担任，如“躲猫猫”事件中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多次接受媒体采访，积极宣传当地政府的创新之举。而在“网络舆论场”中，由于其崇尚的是主体的平民化、言论的自由化，为人们提供了“谁都可以通过网络放大自己声音”的可能性。因此，“草根”阶级的“意见领袖”层出不穷，其观点也更容易得到网民的认同。网络传播融合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特点，既实现了信息的多元化海量传播，又回归了人际交往的互动性传播。因此，个别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草根”网民将对“躲猫猫”真相的质疑发布后，不仅在“网络舆论场”中形成大规模的共同意见，更将其进一步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来自“网络舆论场”的强大压力迫使司法机关开展深入调查，最终给责任者以相应的“罪与罚”，给难以自圆其说的制度设计以应有的“改与废”。
纵观2008年网络舆论的焦点：从汶川地震的“爱心传递”、支持北京奥运的“红心中国”，到“反CNN辱华言论”、“抵制家乐福”等事件，无一不将“网络舆论场”强大的号召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国政府近年来也逐渐认识到网络舆论这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各地省委书记纷纷与网友“会面拍砖” ，收集“民间智慧”；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同网友在线交流，积极“问政于民”；两会期间，各大门户网站纷纷开设留言通道，请网友“晒难题，出点子”。在大众传播的网络时代，政府更应该注重对网民意见的采纳，采取有效措施努力赢得网络舆论中民意的广泛支持，是化解政府信任危机的根本立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