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背景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将2011年称为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进程中的一个“拐点”。“7·23”甬温线事故和此后相关部门新闻发布会引起了广泛质疑和讨论，随后，“新闻发言人遭遇七年之痒”成为国内舆论热议的话题。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把“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上核心议程，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把“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列入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中心工作之一。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过程中，新闻发言人制度该如何推进？新闻发言人个人的职责和要求是什么？就相关话题，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王旭明。
新闻发言人不应过于强调技巧
中国青年报：在你的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上，你谈到当好新闻发言人要先学做人令人耳目一新，这是你卸任之后才有的独特感受吗？
王旭明：对。卸任之后，我生活的一个重心是投身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2010年之前，我的培训主要以讲自己经历和发言人的技巧为主，比如怎样上台，怎样写发布词，眼神和手势怎样，如何回答记者提问。我告诉学员很多技巧，比如所答可以非所问，比如可以说不等等。
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的理念发生了变化，我觉得发言人和官员面对媒体的时候，比技巧更重要的是解决做人和敢说话的问题，新闻发言人背后除了技巧，还需要有伦理学支撑。要当好新闻发言人首先学做人。发言人面对媒体要真诚、善良和宽容。2011年，我到各地进行培训时，这套新理念得到了学员们的广泛认同，也使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补充和提升，并写出了《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一书。在我看来，一些官员不会面对公众讲话，首先不是技巧问题，而是他们做人出了问题，很多官员放不下身段来面对媒体。因此，首先要解决做人问题，官员才能会说话。
中国青年报：除了学做人以外，在你看来，新闻发言人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王旭明：我觉得至少应该具备几点，比如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新闻素质、传播素质、面对公众的心理素质，还得有多方面的修养等。新闻发言人在拥有许许多多的技术手段的同时，还应该是有丰富情感和深刻思想的人。
如果做人方面存在缺陷，则容易被媒体或者公众诟病，给新闻发言人事业带来信誉上的损失。因此，我不太赞同有些专家学者对新闻发言人过于强调技巧的培训。
曾经的新闻发言人被“撕心裂肺”撞击心灵
中国青年报：卸任之后你除了著书，还开了博客和微博，撰写了大量杂文，你是不是有当发言人或是发言的“瘾”？
王旭明：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后，2009年，我写了第一本书《为了公开——我当新闻发言人》，主要以讲个人经历为主，以“为了公开”的主题来表达这种浓烈的、炽热的爱和化不开抹不去的情感。当时我本打算以此为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事业画个句号，因此，写完这本书后就很少再提这个话题。
没有想到的是，从2010年年底到2011年，特别是2011年的前半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像“7·23”甬温线事故、故宫“N重门”、双汇瘦肉精事件、哈药污染事件，以及那么多官员雷人的言论等，一次次地撞击我的心灵，这种撞击对我这样一个有新闻发言人经历且挚爱这个工作的人来说是“撕心裂肺”的。比如，每件事情发生后，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么处理呢？为什么这样说呢？怎么不那样说呢？怎么不那样处理呢……我甚至想，你出事的时候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我免费告诉你怎么做。于是，我再次对新闻发言人“发言”。
中国青年报：现在有的单位本身工作做得不好，却希望通过新闻发言人来提高单位的形象，你怎么看？
王旭明：那根本不可能。新闻发言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也是有边界的。比如“7·23”甬温线事故后铁道部的第一场发布会确实不成功，但即使是一场成功的新闻发布会，也不能掩盖相关部门工作中的失误。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只是尽可能减弱负面影响，放大正面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