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近年来众多的公共事件中，我们看到“网络问政”正在蓬勃兴起，其包含三个要素，即政府、媒体和公众，既是一种网络传播，又直接关系到政府的社会治理，是政府和公众通过网络媒体形成特定互动关系的动态过程。2008年以来出现的“网络问政”现象有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那就是:我们不仅能看到公众参政议政、媒体积极投入，进行网络舆论监督的身影，更多地是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也在主动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征询民意、接受监督，形成和民间频繁的互动。以公开、互动为基本准则，一种基于网络平台之上的“政府—公众”双向性沟通反馈模式初见端倪。
而在此之前，政府往往是在出现危机、发生重大灾难性事件之后才开始发布信息、协调媒体、沟通民众，很容易处于社会强大舆论压力之下的被动地位。如今，除了公众在社会公共治理中主体性地位持续高涨之外，政府也开始积极主动地应对网络舆论，并开始关注网络媒体作为执政资源的“政治服务”功能，借助网络平台，努力和公众在频繁互动中形成相互信任、协调合作的良性关系；而网络媒体自身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即在承担信息传播功能和舆情功能的基础上，构建公共话语空间、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职能得以凸显和强化。
二
网络作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特殊优势弥补了传统政治信息传播系统的不足，不仅降低了公众的利益表达和监督的“门槛”，更为传播的主体——政府和公众之间构建了可以直接沟通互动的平台，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有效性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网络也冲击了传统模式下政府管理媒体的方法，并使政府处于网络舆论监督形成的强大压力之下，执政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网络问政”，从本质上看，不仅属于网络传播的范畴，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网络政治信息传播，在传播的各个环节中，均涉及政府、公众、媒体三方面的关系。首先，“网络问政”现象背后的动因，是日益发达的网络传播引发的公众民主权利诉求的高涨，使得传统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解决方案的模式进入到公众在网络上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政府的新阶段。网络的功能开始由信息传播载体更多地向公共话语空间转变，充当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和缓冲地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互为“推手”，相互“共振”，形成强大的“舆论磁场”，成为推动公共事件解决，进而使政府的议程与公众的议程最终达成共识的关键力量。
其次，从传播的过程来看，网络媒体可以同时满足传播的双方——政府和公众的传播目的，三者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更有利于推动社会矛盾的化解。政府和公众在“网络问政”中的角色根据传播目的不同而相互转化，即互为传者和受者：政府作为传者希望通过主动征询民意，传播“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良好的政府形象，提高政府治理的科学性、公开性；公众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传播对政府官员进行“问责”和监督的信息，政府在接收到公众的意见后，又通过回应和解释疏导舆论，进而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和公众通过网络平台一“问”一“答”，循环互动，构建了一种双向性的沟通反馈模式；既是信息传播、沟通互动的过程，也是政府实施舆论引导与公众进行舆论监督相互作用的过程。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执政能力得以提升，社会治理结构也更加趋于合理。
最后，从传播的效果来看，政府是“网络问政”的决定性要素，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方式直接关系到传播的有效性。第一，合理的政治系统运行应当是政治信息“输入—接收—处理—反馈”四个环节不断循环、层层推进、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动回应，公众的意愿得不到回复，仅仅是“有问无答”，这种传播也只能是一种单向的甚至是无效的传播。第二，毋庸置疑，媒体传播的内容也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而政府和公众通过网络互动对某个公共问题所达成的“共识”，能否最终落实到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行政过程中去，仍然取决于政府。第三，网络使公众在舆论监督中的主体地位得以凸显，而舆论监督往往是政府、公众和媒体之间产生矛盾的关键环节。面对公众的“问责”，“作为主政者，官员是否敢于讲话和敢于讲真话，直接关系党内和社会上民主气氛能否形成的问题，这与扩大人民民主直接相关” 。说到底，政府是公众民主权利的保障者，在“网络问政”中，众多网民对政府提出尖锐的批评和质疑，政府能够虚心倾听和高调回应，本身就折射出了国家政治文明的一种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