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部门胡乱界定“国家机密”，以此来遮掩很多见不得光的暗箱操作，因而亟待厘清“国家机密”的涵义，加强政务透明度。但依笔者之见，仅仅是削减信息公开壁垒还不够，在《信息公开条例》执行中，还得加强事前预惩和事后问责。
在这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中，有9个部委和不少地方报告尚未公布。即使发布了报告的，有的也是空话套话几箩筐，实质内容少；有的数据、资料或者来源不明，让人不辨真假，或专业术语过多，没法看懂等等。
对于这些，倘若没有配套的制度化预惩和问责，恐怕信息公开制度，会是另一个官员财产公开制，缺乏核实和惩戒，变成疏而漏的网。
当然《信息公开条例》中也有条款规定：对于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责。可是它仍有失于笼统和不到位之处。
给予处分？可是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提供“依情节定罪”的定性、量化标准，这就相当于给了逾纪违规分子钻政策漏洞的空间。而且当公开信息中，存在弄虚作假成分，或者故意用专业名词设置“理解障碍”时，又当如何？
所以以笔者之见，应该从法规上予以约束，明确制定量刑标准，让不公开的部门不敢懈怠；固化对信息公开后的监督核实，但凡发现不实也要承担法律责任；还有对报告的陈述语言的易懂度作出要求，让百姓看得明白。惟其这样，才能避免信息公开法规沦为空口允诺，形同虚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