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电子政务建设重点在于对政府内部信息化系统的改造与优化，以自我信息化能力的提升，从而增强社会管理能力，本质是一个政务信息化的过程。而在“互联网+”时代，电子政务的发展由政府职能要求为主体走向以公众需求为中心，参与主体的变化也导致建设和发展重点的变化，以及最终社会效应的变化。因此，移动互联网时代需要重新审视电子政务的发展评价体系，以及不同互联网发展基础、文化背景与应用习惯的差异，使“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也随之出现潜移默化的特色发展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通过联合国电子政务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看出，在通信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在线服务三个方面涉及的内容已存在PC互联网时代的路径依赖，对于在“手机思维”笼罩的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特别对于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的中国而言，这套评价指标体系已存在某些无法覆盖的“盲区”（见表4-6）。首先，“通信基础设施”所测评的“每100位居民中无线宽带用户”，这里应指的是无线宽带的入户率，而对于公共Wi-Fi迅速普及的中国而言，在办公楼、商业区、机场等区域的移动上网已经成为潮流，因此该项指标不足以完整体现通信基础设施的能力水平。
其次，“人力资本”主要针对成人的识字率、毛入学率及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测评，无法忽视的是移动互联网推动了“互联网+教育”飞速发展，慕课模式、社会化教学等成为职业教育、创业教育的主要内容，“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已经使“教育”本身与“是否入学”及“入学年限”的关系逐步弱化，随时随地、个性化、即时的学习状态成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生活状态，教育与学习成为不断迭代升级时代个人谋求发展的自觉性行动，因此，以“入学率”和“受教育年限”来判断“人力资本”的水平与质量已经脱离了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质。
更为重要的话，在移动互联网裹挟的“后喻文明”面前，“识字率”与“受教育年限”已对用户的互联网应用能力没有丝毫门槛可言，小学生与博士、文盲与知识分子面对一个全新的智能手机都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甚至小学生的接受能力与使用能力比博士生更强，这是网络原住民的本能。以成人识字率、毛入学率及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评价维度，已不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现实。
▲资料来源：《2015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最后，“在线服务”指标中包括多渠道服务提供、电子参与等，从历年评价结果来看，多渠道服务的提供、电子参与的成效，更多的是以政府自建网络平台为主，或者说主要是以政府网站为主，而从Twitter、Facebook、微信、微博等发展与演进可以看出，基于社交媒体或者以“双微”为代表的新媒体，政府在线服务的模式、能力和价值均得到了移动式的重构，从以信息发布、舆情管理为主，走向以政务服务为主，从静态、刻板的服务，走向流动的、有温度的服务。
由于中西方用户的文化背景、应用习惯与市场竞争形势的差异，集合通信、社交与媒体三重属性，以“连接一切”为目标的微信在“互联网+政务服务”方面更体现出极强的触达率与爆发力，以标准化接口、轻量级应用与用户为本的价值观，为用户提供媲美娱乐化、生活化应用的政务服务体验。
从“移动视角”审视全球电子政务的发展，值得关注的是移动互联网在各国的发展基础、特色、路径的不一，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对全球电子政务的评价需着重考虑各国互联网企业的参与程度与公众的应用发展实际。对比LinkedIn（职业社交）、Pinterest（兴趣社交）、Instagram（图片社交）在国外的发展态势，与中国在细分领域新媒体平台的停滞不前，基本可以判断，社会成熟度、主流价值观、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风格等塑造了中西方在新媒体领域的现状与未来，国外社交媒体的“1+N”模式都有各自清晰的行业定位与用户需求定位，而在国内崇尚“一揽子解决方案”“一站式服务”的用户心理则间接地促进了微信从通信、社交、媒体再到平台的演化，以及从娱乐、生活、工作、教育再到政务服务的价值变迁。
中西方社交媒体平台服务的意识与能力最终作用到政务服务的应用绩效与用户体验，很显然，从这一点来说，对于基础设施起步较晚、政府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的中国而言，在互联网思维与网络效应的双重影响下，这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电子政务发展评价体系亟待创新，其本质是互联网应用的多极化发展、跨屏设备的多样化切换、用户数据获取能力的提升、连接数量的爆发式增长等推动电子政务发展生态的变化，未来的电子政务发展评价将从主观性评价走向客观性数据监测，从服务的可用性走向办事的成功率，从政府视角走向公众视角，从PC视角走向移动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