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今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阐述新闻舆论战线重要性的讲话精神的实际举措，最近一些地方党政部门纷纷建立相关制度，主要领导发表讲话，提出要努力形成与媒体的良好合作机制。
9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丁薛祥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上海的干部要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敢于面对媒体，敢于在媒体监督下开展工作，善于借助媒体加强与社会、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与交流，努力与媒体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
同日，昆明市出台“建立主动接受媒体舆论监督制度”，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表示，昆明市欢迎并将以制度形式保障新闻媒体对党委、政府各项工作进行监督。仇和认为，新闻媒体有着“保健医生”的作用，可以帮助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一些领导干部在突发事件、媒体炒作面前往往无所适从，在应对媒体方面表现出“知识恐慌和本领危机”，给工作带来被动，甚至造成损失。他表示：“谁不能够切实做到重视媒体、善待媒体、依靠媒体、借助媒体，不断增强引导新闻舆论服务现代新昆明建设的能力，谁就是不称职的干部。”
从总书记的讲话到地方主要领导的表态，清楚地显示了党和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对媒体作为公共力量的肯定，以及对与媒体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愿望。这足以说明，至少在观念层面上，有关方面对舆论监督和媒体作用的认识已经不存在障碍，过去较为普遍存在的认识不明的情况已得到根本改变。这是舆论监督得以取得实效，媒体作用得以提升的重要条件。但正如仇和书记所说，观念问题解决之后，在正确对待舆论和媒体上，还有一个“知识恐慌和本领危机”问题。正是这后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平心而论，不少官员在对待舆论和媒体的态度和行为上，即使存在一些不够妥当的地方，初始动机往往是良好的。一些问题本来就有社会影响，知道的人少一点，局面容易掌控，让媒体插进来，舆论反响大了，容易失控，工作难做。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不是不可以理解。但这种想法的背后有一种心态，还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一些官员总觉得事情在公众不知情、没有舆论监督的情况下好处理？为什么媒体有时被置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位置？为什么不能把媒体视为帮助党和政府解决矛盾的帮手，以避免工作失误？在动机不成问题、认识不成问题的前提下，为什么还转不过弯来？问题就出在“知识”和“本领”的欠缺上。
在现代社会，媒体特别是严肃媒体总体上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其根本使命是通过让公众知情，推动社会在良性轨道上运行。在中国，处于执政党领导下的媒体，承担着引导舆论，动员民众齐心协力地建设国家的任务，媒体的关注点和作用力根本上与党和政府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尽管媒体同党政部门的目标一致，但两者的运作机理和方式却有明显不同。国情使然，至少在今天，政府公信力更多是建立在行政行为的结果上，“红头文件”即使不为公众所知晓，只要最后执行效果符合公众的期待，公信力就有了保证。而媒体的公信力则在于尽其所能地为公众提供真实和准确的信息，方便公众在知情的条件下做出独立的判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首先是过程，单凭自身，媒体不足以实现公众期待的结果。所以，就良好的社会效果而言，行政机构和严肃媒体没有矛盾，这是两者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前提，媒体的追求与行政机构的追求理应相互促进。然而由于两者的实现机制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彼此掣肘的情形，并不鲜见。看不出其中道理，缺乏协调两者的办法，部分官员难免视舆论监督和媒体为畏难而有本能的反感。
为了建立党政部门与媒体之间的协同与合作机制，党政干部要努力学习有关媒体运作的知识和方法。在社会生活中，媒体和舆论监督有其力量，但力量形成和发挥有自己的规律。媒体和舆论监督的力量根本上来自于真实、客观和公开化。正处于推进公共事务及其处置公开化进程中的政府部门，如果在原有的权力运作过程中，依法行政，主动引入舆论监督，就能加快政府自我革新的步伐。而且由于公权力机构在社会管理中占据的突出地位，特别是在公共信息掌握上始终居于主动，而媒体的信息来源不稳定，舆论监督本身又处于自主选择的公众的直接监督下，党政干部通过主动向媒体开放信息，作出解释，完全可以得到媒体方面的积极反应。党政部门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各项事业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如果善于将一些难题借助媒体，引起公众讨论和参与，更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而言之，党政部门与媒体之间，应该也可以建立起基本的互信，以共同推进和会的和谐。值此社会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呈集中爆发态势，这种互信的建立，格外重要而紧迫。这方面，各级党政部门和媒体同仁，当可大有作为。（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