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5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最近“转岗”了，引来一片惋惜和不舍。全国各类媒体与此相关的节目与文章正在陆续不断地播出刊登，更有《中国青年报》不仅以一个彩色对开整版报道，以及该报社长亲率40余名记者编辑专门举办晚会相送，隆重得出奇。自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以来，一位官方的新闻发言人的离职居然能够获得媒体如此的关注与尊重，前所未有。王旭明含泪说：“最大的鼓励来自媒体。”
媒体为什么有如此反应？从王旭明个人身上思索或许有三点解释：其一是王旭明登台亮相之际，便将绝不说“无可奉告”的信条告知天下，5年下来他居然真做到了；其二，王旭明不仅绝不失语，还擅长发挥，其发言还常有出乎意料之辞，如“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等等，引来媒体大量笔墨，或研究或讨伐；其三，王旭明从不讲官话，既有个性又清醒非常，十分上镜。按照王旭明自己的表达就是“语言是自己的，立场是政府的”。他虽偶尔会话语出格，但立场绝对不会出格，他把令媒体和百姓讨厌的官话，变成了生动而坦率的发言，让媒体及百姓能够更好地理解。以上三点让王旭明成为了官方发言人中的明星。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王旭明身上移开，巡视和比较一下其他政府官员的发言，就体会到了王旭明的稀缺与可贵。我们会发现官话的应用依然普遍。什么是官话？直译就是官场上的场面话。这种话不容易让人揪住把柄，还带有权位的距离感，让百姓们听起来似乎永远正确，但不真切，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很不具体，于是便被百姓当成废话。长此以往，媒体和百姓就对某些政府官方的讲话丧失了兴趣。
那么官话为什么流行呢？因为官话比较容易掌握，还与身份相配。用官话可以不必表达具体内容，不仅有足够的腾挪空间，还有充分的回旋余地。而讲令人听得懂的真话，就难了。这需要深入浅出，需要平常大量的学习、积累和自己独到的理解。当前，在各级政府中具有这样水平的官员并不多。习近平同志在做浙江省委书记时曾说：“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
政府一旦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受阻，公民知情权丧失会危害无穷。2002年底到2003年初发生了SARS事件，因为最初封锁信息，政府形象、声誉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国民经济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1842年，马克思评论公开莱茵省等级议会记录时说，“一切生物只有在开阔的室外环境中才能繁茂，真正的政治会议也只有在公众精神的密切保护下才能昌盛。”列宁同样指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政府意识到政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这促使了中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诞生。“公开”与“说实话”，成为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两个基本要求。
不能否认形式有时对实质的改变作用巨大。5年来，中国政府在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毕竟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很年轻。王旭明现象告诉我们，全国称得上优秀的新闻发言人目前依然稀缺。
最近，教育部新任美女发言人续梅亮相于媒体。与其前任王旭明不同，这位美女发言人表示“不追求个性”。尽管我们不知道“不追求个性”意味着什么，但我们知道新闻发言人“必须发言”的义务必然得以传承。我们希望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将越来越健全，民生与民主将进一步得到光大。这就是媒体为什么如此纪念王旭明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