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干部满意度民调”的举措公布后，一位地方官员即私下抱怨：“这官越来越难做了，不仅要唯上，还得唯下。”从其话语间可以看出，目前想在中国官场获得升迁，仅靠“听上级话、站好队”是远远不够的。（7月17日中国新闻社）
能够让官员慨叹“做官难”，能够让官员感受到做官的压力和危机感，能够让官员认识到做官“不仅要唯上，还得唯下”，这是一个好现象，是民之所幸，党之所幸，国之所幸。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传播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带领者。对于他们的选拔和任用，本应该秉承“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选拔任用那些“群众满意”的“德才兼备”之人。然而，以往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选拔任用谁，提拔重用谁，往往是由某些领导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或者是由有关部门“闭门决定”，把群众撇在一边，丝毫不听群众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某些官员才“只唯上”“不唯下”，只看上面“脸色”，不管下边“骂声”。把上级领导的“喜好”当“风向标”，把上级领导的“要求”当“指挥棒”。“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更多的时候则是“不说不做不犯错”。于是出现了一些贪官、懒官和庸官。
如今，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不少地方推出了官员任用的新举措。上海市纪委、市组织部等发出通知，称领导人员“称职票”低于百分之六十可能被撤职；贵阳，二十名干部同台“竞技”，角逐该市四个区(县)的“一把手”；中组部委托国家统计局开展组织工作“干部满意度民意调查”。我们看到，在这些新的举措里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中来。群众有了话语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某些官员的“乌纱帽”，所以，官员们觉得“只唯上”，只听上级的话就不行了，还必须“唯下”。说话办事，不但要揣摩领导的心思，还要看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答应不答应。难怪官员们要慨叹“做官难”。不仅如此，问责制的逐步落实，也给官员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汶川大地震中，一批不作为、不尽职的四川官员被就地免职；贵州翁安县因发生恶性群体事件县委书记、县长被免。因为漠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利益被问责，为其继任者和同行们敲响了警钟。
让官员感觉到“做官难”，这才是正常的官场生态环境。官员感觉到“做官难”，感觉到来自工作的压力，来自民意的压力，才能发奋图强，才能真正做到“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否则，官员就会无所“畏惧”，就会胡作非为，穷奢极欲，过分放纵自己。不但会害了自己，也会害了百姓，给党抹黑，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官员感觉到“做官难”，实是民之所幸，党之所幸，国之所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