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为了印证业界流传已久的“中国CIO作为一个阶层浮出水面”的看法，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CIO年会在会前便传出：中国CIO队伍的成员已“数以万计”，而老一代的CIO(准确地说叫信息中心主任)也正在被少壮派所替代。
但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与CIO面对面”的对话却让代表的心又一次沉了下去。一位企业信息化主管在“与CIO面对面”上的发言，将这场本来洋溢着欢庆气氛的交流变成了倒苦水的“实话实说”。
的确，记者在会上看到的绝大部分CIO依然是“信息中心主任”或“处长”的头衔，鲜有人拍着胸脯说自己就是CIO。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沈大风在发言中提出的“准CIO”或“潜在的CIO”的概念或许更适合他们的身份。CEAC国家信息化应用推广中心副主任陈伟亦评价说：中国的CIO远未实现应有的权力价值，并缺乏清晰的升迁路径。
这样的一个CIO群体或CIO阶层，如何从信息化的一系列“中国问题”中突围呢？
刚刚送走的4月是伴随着SARS病毒的肆虐渡过的，这种至今尚未查明其身份的病毒也让中国IT从业人员扎扎实实地感觉到了，原来还有比计算机病毒更厉害的角色。
而对于中国的CIO来说，SARS在京城的暴发还搅黄了他们关注已久的一件事—原定4月23日召开的中国信息协会CIO分会成立大会因“非典”而推迟。业内人士普遍认为，CIO分会的成立带有“标志性”意义—它以组织形式确认了去年以来就流传着的一个看法：中国的CIO作为一个职业阶层已经浮出水面。
好在大会虽然延期，但这个组织本身已获民政部批准，人们完全有理由“视同成立”，其“标志性”意义照样存在。
“浮出水面”三标志
其实，判断中国CIO阶层是否已经浮出水面，以下三个标志应更为实在也更为根本。其一，中国CIO队伍的“量”，其二，中国CIO队伍的“质”；其三，政府和市场对CIO的态度。
虽未见到有关中国CIO的全面统计资料，但有专家推断，目前中国CIO的规模至少“数以万计”，已经达到了作为一个“阶层”的量级。国有大中型企业几乎都有类似于“信息中心主任”的编制，而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目前仅这类企业就超过2万家，其中不少企业集团还下设多家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大中型民营企业的数量也不会少于此数，这些企业，特别是其中的高科技企业对信息化管理的热情并不在国有企业之下。2002年8月，《IT经理世界》与IDC联合举办“中国杰出CIO”评选活动，参选者多达281名。
从年龄、知识、岗位设置、生存状态等“质”的方面衡量，中国CIO们也被认为具备了这个“阶层”的某些基本特征。“中国杰出CIO”评选活动组织者之一、《IT经理世界》执行总编郭晋华描述说，5年前他们在上海最早组织了一个CIO研讨会，为壮声势特地与国际大公司联合，推出的“节目”也颇有质量，市场响应却令人沮丧：几乎找不到CIO，“一位外企官员名片上的CIO头衔曾让我们欣喜若狂”。那时见到的信息中心主任也大都50多岁，有的见面第一句话就说自己要退休了。而今中国的CIO们大都是三四十岁的“少壮派”，特别是民营企业的CIO，开着豪华车、有别墅，自信心和对企业的掌控力与日俱增，有的“已接近高层，是不折不扣的实权人物”。
政府对CIO的态度也令人深受鼓舞。记者在这个年会上拿到一摞背景资料，举其要者如：
——中央方面，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发展战略，以及“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的方针；国家经贸委和信息产业部2002年3月下发《关于大力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的指导意见》；国家劳动部正酝酿出台我国在各级企事业单位实行“企业信息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的方案——这意味着继原来的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总工程师之后，再增加一个“总信息师”。
——地方政府方面，上海市政府1999年启动CIO制度的试点；江苏省政府2001年启动CIO研修制度；北京市政府2002年提出“具备条件的大中型企业要设立CIO职务”的指导意见；广东省政府2002年明确提出建立信息主管制度，等等。
在我国当前的体制和市场环境下，中央高层和地方政府的确认与支持对于推动CIO制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其实，即便CIO制度推行最早、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政府的态度对CIO制度也举足轻重。与会专家提供的资料显示，美国政府和国会已就信息管理颁布了十几个法律法规，其中与CIO关系密切的《克林格-科恩法案》和《文书削减法》明确要求各联邦机构任命CIO，统一由CIO履行IT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任务，保证信息技术的投入能够获得预期的回报。这些规定对企业和其它组织同样产生了巨大的示范和规范效应。
国内人才市场对CIO的响应也趋热。不仅胸怀大志的民营公司，有远见的国有企业也纷纷招募信息管理人才。仪征化纤信息中心主任齐学忠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为信息中心37位技术骨干特设了岗位津贴，其中2位每年9万元，5位每年6.5万元。
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高新民评价：“发展CIO的时机到了”。
“新世纪的童养媳”？
不过，本届CIO年会也强烈传达出这样一条信息：中国的CIO们—起码是其中的多数—叫“准CIO”更为恰当。
“准CIO”是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沈大风提出的，他同时还推出了“潜在的CIO”的概念。“准”也好，“潜在”也罢，总之都是告诉人们，时下中国的CIO们即使已经崛起为一个显赫的职业阶层，但其目前的生存环境、人员素质、权责定位等与发达国家同行也有很大差异。借用央视正在热播的《走向共和》中的一句台词说就是：“此中堂非彼中堂”。
CEAC国家信息化应用推广中心副主任陈伟亦评价说，中国的CIO远未实现其应有的权力和价值，且缺乏清晰的升迁路径。
杨大寨，合肥美菱集团管理部网络管理科信息主管，特邀在第二届CIO年会上做典型发言，还客串了一段主持人，大会对他的评价是“成功实施ERP的代表人物”。让与会代表没想到的是，这位他们心目中春风得意的成功者在会议结束前举行的“与CIO面对面”上的发言，竟成了“面对面”的倒苦水：
“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有没有CIO职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干”。管理上讲责、权、利统一，如果你只有责任没有权利，干起来就会很累。中国的CIO是个有责无权的角色。“我不是CIO”，没有给我相应的职位去调动别人，我就只好自己去做，从最原始的接网线开始，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我都干过。我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除了自个儿实干外，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感情，是与大家交朋友，他有困难我帮他解决，包括小孩上学这类事，让大家觉着“老杨开的会，一定要去”。工作虽然干起来了，但是太累了，才35岁头发就白了，付出与得到的太不成比例。
杨还说，他曾为此写文章呼吁：“不要让CIO成为新世纪的童养媳。”
这番话可以看作是“准CIO”一个极生动的注脚。事实上，一个“准”字，几乎涉及到了目前中国CIO阶层所有的问题—机制、名份、责权、待遇、与CEO的关系，等等，道出了这个阶层几乎所有的“中国特色”。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董小英博士说她对国有企业能否建立CIO机制心里没底：民营企业设CIO老板点头就行，但国有大中型企业设立职位必须经过政府认可程序，眼下总经济师由财政部管，总工程师也有部门管，但CIO还没有人管(信息产业部管不了)，还只处于“呼吁阶段”。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型国企的信息中心主任分析：CIO在企业正式设立起来不是容易事。“总工程师、总经济师都没认真设过，何况CIO”？现在不少企业中传统的“三师”(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都在淡化，“总工都可以不设，不可能设CIO”，就是设了，能做多长也难说，因为信息化投入到了一定阶段会有停滞。“依我看如果信息中心主任献的策能让老板认同就不错了”，你想提升到副总裁这一层不可能，目前也看不出各家企业纷纷设立CIO的迹象来。谈到联想CIO王晓岩时，这位信息中心主任认为那是某种意义的“巧合”：王是搞财务的，本来财务在企业就很重要，有可能她不做信息项目也会提到副总裁位置，因此不具有普遍意义，“在我们这种大企业不可能，除非总公司有要求”。
CIO机制落到人头上就是责权和名份。如同杨大寨所说，中国多数“CIO”其实还不是CIO，不只没这个权力，也没这个名份。的确，笔者在CIO年会上收到的绝大多数“CIO”的名片，印的依然是“信息中心主任”或“处长”的头衔，拍着胸脯说自己就是CIO的几乎没有。发达国家那种专职的、进入决策层的CIO在国内只存在于少数民营企业中。这种机制和名份的“缺位”对中国CIO履行职责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