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大浪街道推出的“三述”活动，引来广泛关注。“深圳大浪论坛”发布的“大浪公告”称：大浪干部公平迎“考”，欢迎市民出题问政。此举被誉为“一次阳光政务及政民互动的可贵尝试”。
无独有偶，同样尝试政民良性互动的“百姓讲堂”活动，在浙江安吉县天子湖镇风生水起。该镇政府“主动讨骂”，每月请一位普通村民登台演讲，围绕对当地干部“挑刺”而展开。
这两个案例无疑都向社会传递了政民良性互动的正能量，其问政方式也有别于当下时兴的电视问政或网络问政，凸显了问政落地的新趋势。
值得追问的是：此种问政方式的变化，是否意味着官员接受问政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落地问政会否沦为官员追求政绩的新“秀场”？落地问政如何才能长远地促进政民良性互动呢？
公民问政何以勃兴
众所周知，公民社会里，公民有权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有权参与政务，监督、规范和制约政府的行为。反过来，倾听民声、尊重民意，则是政府的义务。要言之，问政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上而下的问政，即政府主动问计于民，以便制定出更为合理的政策；二是自下而上的问政，即公民主动过问公共事务，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与建议。
但在实践中，却长期存在两种事与愿违的现象：一是少数地方的官员对一些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习惯于关起门来做决策；二是不少公众习惯于大事听政府，决策听领导。究其原因，固然囿于官员没有把人民真正看成国家的主人，总想着“为民做主”，更在于公众没有把自己当主人看，总期待有明君清官来替自己做主。
公民问政之勃兴，在于它凸显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意蕴。一方面，问政表明官员工作作风有了转变，体现了官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和公仆意识；另一方面，表明现代社会公民意识之觉醒，已然势不可挡。特别是在现代信息社会，随着电视与网络的普及，公民问政的空间得到极大拓展，诸如电视问政、微博问政、市长信箱等问政平台屡见不鲜。诚如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所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
要言之，公民问政从发端到潮动，激活了现代公民意识，畅通了政民互动的新渠道，其所倡导的平等对话和理性沟通精神，推动着现代社会民主政治新风尚的形成与发展。
从屏幕到现实
各地电视问政、网络问政的实践方兴未艾之时，诸如大浪“三述”和天子湖镇“百姓讲堂”等新的问政形式悄然萌动。此种形式因其即时性、现场性、互动性强以及“民间”意味更浓厚，对问政各方当事人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尤其对于基层干部来说。
7月5日，深圳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事处的5名干部依次登上讲台，面对40名由媒体记者、企业代表、公职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普通市民等组成的评委团，汇报自己半年来的履职、廉政与业绩三方面的情况，即“述责、述廉、述效”，简称“三述”，然后接受评委的现场质询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根据规则，述职干部的压力至少来自两个方面。首先，述职干部是被随机抽签产生的。述职前的半个月，大浪街道党工委在几名人大代表的监督下，以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三述”干部名单。对每一位干部来说，无法预知哪次“三述”会轮到自己。所谓“功夫在诗外”，要晒好“工作清单”，只有在平时实实在在地做好本职工作，多学、多想、多干，才能在关键时刻应付自如。
其次，所提问题全是评委现场发挥，即问即答，被考干部没法事先准备，只能依其自身对本职工作的熟悉程度随机应变。此次三述活动中的干部就受到了评委们不同程度的诟病。比如述职干部们在问政环节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一些问题的回答要么答非所问，要么避重就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