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打击网络谣言为切入点而展开的网络秩序整治工作因牵涉到众多网民切身利益而受到广泛关注。一些职业网络推手和网络名人受到法律追究，各地公安机关对部分涉及网络谣言的刑事案件进行了通报。同时，不少网络名人纷纷受邀在一些公众场合表达遵守七条底线，勇担社会责任的态度。
这一系列事件的进展，在净化互联网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争议。从舆情动态来看，不少网民怀疑政府以打击网络谣言为名，行互联网言论控制之实，认为政府要“禁言”，这种看法有一定市场，但是否正确，却需要细致的观察，一个不应该忽略的现象是，这种“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政府要“禁言”的声音最终并没有被“禁言”，这可视为政府对公众关于“禁言”忧虑的一种回应。
数十年改革开放，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早已今非昔比，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网络秩序的常规化整治演变为一项政治运动的土壤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作为互联网的参与者，我们却有必要搞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即政府整治行动的背后，一定有其明确的目的，政府一定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向公众传递某些信息，身处网中的你我，应该对其进行科学的解读和反思。
在以自媒体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时代，网民在互联网上的行为，一方面是社交，而另一方面是营销，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对于不少拥有较多粉丝量的网民来说，以社交网络为平台进行自我营销的目的性倾向极为明显。在这个基础上，以言论自由为旗帜，以社会负面或不实信息为卖点，通过将自己置于一个相对的道德高点来获取公众关注，以情绪化语言博取公众眼球的做法成为自我营销的常见手段，不少网络名人在成长过程中，其身后“大谣”和“大嘴”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我们经常看到不少有着众多受众群体、不间断推送着新闻和评论的具备媒体特征的网络账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几乎不受媒体纪律的约束，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最终我们很遗憾的看到，一个原本旨在帮助人类信息自由传播的伟大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冲破信息垄断和封锁的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不受约束的力量给社会秩序和舆论环境带来的严重伤害。在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很难分清楚，喧杂的互联网，到底是民意的汇集，还是群氓的狂欢。互联网秩序的整治，强迫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群氓的狂热和集体理性的回归之间，哪些是我们必须放手的，哪些又是值得我们去拥抱的，网络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是否应该终结。
技术的进步给了言论更大的自由空间，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带来言论自由度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善用言论自由，使言论自由最终成为促进社会文明进程的推动力而不是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这是伴随自媒体发展所必然出现的问题，当前的网络整治工作，其实质就是政府在以自己的方式，将这个函需解决的问题呈现在全体互联网参与者的面前：面对微力量，公众在“擅用”以达到自我营销目的的同时，又该如何“善用”以兼顾社会效益的增值。
无论是对于一个普通的网民还是一个网络名人来说，都应该有这样一种共识，社会责任意识都并非政府强加，更多的是出于社会公平和传统良俗的需要。互联网秩序整治，其实质是政府以有形之手启动了互联网的纠偏机制，其目的一定不是排斥异己，而是维护互联网的可持续发展，规范言论自由的尺度，保障人人公平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认识到这一点，在今后的网络生活中，我们应该遵循怎样的行为准则也就有了清晰的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