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作为第71个国家级网加入互联网。如今，只要有一台微机，一部调制解调器和一部国内直拨电话就能够很方便地享受到互联网的资源。网络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的神奇作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加入其中。截至去年底，我国共有网民5.64亿人，手机网民4.2亿人。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网络的承受能力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而网络反腐，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利用其平台大、传播快、公开广、成本低、受众多的优势，易于形成舆论热点，成为当前权利监督权力的一种新的重要形式，也成为现行权利监督制约权力体制明显不足的有力补充。作为互联网在反腐败中的强大监督作用得到广泛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2009年《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一词。
网络反腐，即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权力行为的监督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预防、惩治腐败的一种新方式。就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斗争而言，没有网络技术，民意表达缺平台、少渠道；没有便捷及时广泛的民意表达，执政能力难有改进的压力和提高的动力；没有执政者为民、务实、清廉的理念和追求，民意表达会熟视无睹，网络技术会束之高阁。
通过对网络技术、民意表达、执政能力的有机整合，网络反腐在形成明确概念的同时，聚集了巨大的社会力量，从而逐步推动阳光下“扁平社会”的建立和精英化执政团队的建设。
民众的“伟力”
今年1月22日，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两个多月的习近平，第六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反腐败，他指出，“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十八大后，中央最高层对腐败形势有四个“前所未有”，认识的清醒前所未有，重视的程度前所未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前所未有，采取的行动也是前所未有的。
十八大后的一系列反腐动作的相继展开，从中央到地方均能明显地感觉到，反腐败斗争在不断提速。而这一提速，又最集中地表现于网络反腐。4年前，南京的“名烟局长”周久耕，因被网民曝光，从蹿红网络到被免职用了15天。而今年因色诱而被拍不雅照的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从被网络曝光到被免职，只用了63个小时，创下了迄今为止最快的网络反腐纪录。1月17日，衣俊卿被免去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这是网络反腐中第一位被免职的省部级官员。自去年开始，从“表哥”杨达才，到“房叔”蔡彬等事件使网络反腐风生水起，异军突起。
在新一届党中央、中央纪委的“四个前所未有”下，传统的纸媒与新兴的网媒，有组织的媒体与无组织的自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一个多维度、多立面网络，正自发或群发地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检查、权力公开、财产曝光。
21世纪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特征，在使“人人握有麦克风，个个都有电视台，家家都能办报办刊”由可能变为现实的同时，也几乎实现近70年前，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的那句名言，“只要人人都起来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
其实，早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明确为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但是，15年来，前4句话有不同程度的落实，唯独最后一句“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却始终接不了地气，没有得到落实。
当年，共产党打天下时，深知“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而，敢于发动群众，善于组织群众，勇于引导群众，以“兵民是胜利之本”，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天下。而在开展这场有硝烟的反腐之战时，尽管在纸上、嘴上、墙上都强调要“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但是，在行动中、实际中、过程中，群众想参与缺平台，想支持少渠道。群众本是腐败的直接对立物和反腐败的主力军，却不得不冷落为旁观者。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仅仅依靠反腐败专门机关和职能部门的孤军作战、单打独斗，所取得的“明显成效”，多停留在治标层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常常难以巩固；所取得的各种“小胜”，均无法积累为“大胜”。30多年的反腐，不但滋生蔓延、易发多发的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反腐任务“依然艰巨”，而且还“越演越烈”，干部群众也越来越不满意。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经通过对10219名网友的在线即时调查显示，59.9%的受访者表示，将来如果发现腐败现象，会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到反腐斗争中。
民众作为反腐的主力军，其作用不容忽视。而作为反腐主力军的民众，为何对官方已有的举报渠道，缺少应有的热情，而对网络反腐却情有独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