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够达成善治的，还是网络问政背后人的作为和因素。
正如“时间问政”强势推出的《东莞为什么？》大型问政专题所显示的，公民以网络方式参与公共事务，是近年来渐成声势的社会现象之一。一些乐观的评论者就此认为，网络问政甚至可称为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将在促进政府的良政善治上发挥重要甚至主导性的作用。对此观点我深表理解。不过，网络问政能否导致政府良政善治，我认为需要一些前置条件。这些前置条件包括，网民作为一个边际和内涵均不确定的群体，能否对自身利益和公共事务保持持续的关切和表达？政府的回应能否制度化？网络问政本身又能否形成意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等等。换言之，真正能够达成善治的，还是网络问政背后人的作为和因素。
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里面，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从这样的理解不难看出，所谓善治，本质上还是政府通过与公民平等沟通、共同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所实现的对公共事务的良好管理。按通常的标准，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善治，主要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参与、公正等指标，学者俞可平曾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还加上了廉洁和稳定两条。
目前，政府治理虽然还未完全达到这样的程度，但善治的某些特征，如透明、回应和参与，却通过网民持续而海量的努力，在得以初步实现。换个角度看，也正是在这些难以遏止的网络参与背景下，“网络问政”的条件才得以具备。正是网络所具备的开放性、交互性、即时性尤其是权利的平等性，为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构建出了新的公共空间、途径与方式，使以往单向灌输的传统大众传媒无法实现的个人表达和言论自由得到扩展，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网络监督模式。逻辑上看，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比较显著地改变目前的执政方式。基于这样的观察，对于网络之于中国社会进步的意义，网络问政之于善治的达成，我愿意给予乐观的评价。
但要真正实现善治，必须看见，网络问政绝非简单的诉求转达，如果问政平台不能进行有效的调查、评估及跟进，政府不能积极建立健全公民的参与监督机制，形成一个官民互动的合作网络，网络问政终将与各类论坛无异，甚至最终沦为口水之地。除此之外，网络问政还需要克服网络表达的一些固有缺陷。
首先，需要看见，网络民意并非当下社会的全部民意，中国毕竟还有近3/4的人不是网民，这其中，相当大基数的群体是农民和城市中的穷人，他们因各种原因而成为网络时代的缺席者，尽管他们的意愿也会由某些网民代为表达，但在政治角度看，毕竟还是属于“被代表”，代言者能否完整地表达被代表者的意愿且不说，还有可能出现代言者将自己的私货塞进被代表者话语的可能。所以，对网络民意，也有必要去伪存真，仔细筛选和甄别，否则有可能被网络信息误导，从而造成公共决策被少数人操纵的可能。
其次，作为一个整体，网民的文化程度和表达能力在社会群体中虽然是相对较高的，但其中许多网民的表达劣势，让他们的网络建言缺乏逻辑，流于空洞而仅存朴素的情感表达。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建言，却又极可能被淹没在动辄几十页的口水跟帖中。这种偶发的、即时的、随意的、无序的网络民意，虽然能让政府感受到网民的情绪宣泄和压力，但由于不能和政府建立起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可能对修正政府行为并无多大作用，有时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而且，网络信息因为具有无限性和可操纵性，特别是对网络的“信息轰炸”和“信息伪造”，一般民众可能并不具备专业的鉴别能力，导致民意的非理性和非规范性，并使得网络民意很难被均衡代表。对于网络表达所固有的这些缺陷，也是《东莞为什么？》的网络问政过程中，需要加以注意和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