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网络反腐、网络揭黑、网络民主监督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网络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随着胡锦涛总书记与温家宝总理多次在线与广大网友交流，网络民主发展与网络政治参与迎来了新的契机。相对于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网络参与及其治理具有更鲜明的创新特点。但网络一定程度上也是把双刃剑，如媚俗的网络炒作、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充斥、网络推手推波助澜很可能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从而对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形成威压甚至直接侵扰社会秩序等。因此，如何规范网络信息传播，使网络发挥积极正面的功能，趋利避害，无疑也是个硬道理。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变模式与发展趋势
从最近发生的诸多网络群体性事件看，百万、千万点击率事件日渐增多。吴忠跨省追捕事件过程中，宁夏公务员局局长刘智谋接受媒体采访所说的一席话从清晨5点57分在搜狐网上出现之后，到下午16点30分左右，评论数达到8万多条，基本以每小时8千条的速度递增。而王鹏遭跨省追捕的一则新闻仅搜狐上的浏览量就达到725万左右。这还仅仅是其中一家网站一则消息的概况，网络事件的影响力之广可见一斑。纵观各类网络事件的演变过程，政治敏感事件，仇富仇腐仇“三公”事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弱势群体的底线生存和社会公平问题，还有涉及政府官员桃色新闻+贪腐的事件特别容易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如“最牛房产局长”、“史上最牛官腔”、“开胸验肺”、“犀利哥”、“巴东烈女邓玉娇”和诸多拆迁自焚事件，还有来宾市烟草局长的“香艳日记门”等。
笔者认为从影响程度出发，网络群体性事件有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网络引发模式，对政府公共治理形成负面影响。这种模式主要指偶发性的社会事件甚至只是一言或一行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典型的如最牛房产局长事件、杭州飚车案等，特别是杭州飚车案由一起恶性交通事故演变成为持续数月的公共危机事件，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形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和挑战。第二，网络动员模式，导致现实群体性事件。这种模式主要指某些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群体利用网络策划、组织、发动网络群体性事件，并向现实社会投影，影响政府公共治理或扰乱社会秩序。典型的如2005年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事件、2008年的反法聚会和厦门ＰＸ事件。广大网民通过网络论坛、QQ、MSN和手机短信等传播方式策划、发动、组织，最终导致了多起现实群体性公共危机事件，部分城市甚至还出现了打砸抢的混乱局面，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和社会秩序形成了严峻的挑战。第三，网上与网下互相强化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指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由于地方政府处置不善，导致网络谣言大量泛滥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并通过网络媒体的持续动员，又对现实群体性事件产生新的不良影响，从而使现实群体性事件与网络群体性事件逐渐交融、强化，破坏政府形象，扰乱社会秩序。典型的如2009年湖北石首骚乱事件，当地一名年轻厨师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上万警民持续冲突几天，大量的传言、谣言通过网络传播，汇聚成强大的网络舆情，并且与现场群体性冲突事件即时互动，使骚乱事件不断恶化、失控并反复。
特别值得关注的则是网上与现实群体性事件的交流、融合，这是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突出表现，网络谣言、小道消息满天飞，网络媒体作为超大舆论场和动员手段，在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爆发和恶性化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能否有效利用和正确应对网络群体性，兴利除弊，是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课题，也给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对地方政府管理的挑战
(一)民意表达汹涌构成了政府网络治理的民意挑战。现实民意表达的有限性与民意表达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在短期之内很难有效解决。因此，网络的民意表达势必日益汹涌。各级地方政府如何把握或吸纳这些民意表达显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须知网络群体的构成本身就具有非均衡性，甚至背后有特定的网络推手或公关组织的渗透。因此，网络的民意表达或利益诉求本身就具有非理性和非均衡的特点。问题的关键是汹涌的网络民意表达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如何甄别网络民意的真伪，把握网络民意精髓就成了政府应对网络民意的核心挑战。(二)迅捷复杂多变的网络舆情构成了政府引导与管控的多元挑战。一是网络舆情的突发性对政府的即时反应速度与能力提出了挑战。通常情况下，偶发事件2至3小时就可以在网上出现并迅速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而江西宜黄拆迁事件过程中发生的“厕所攻防战”和微博围观则使得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事实，如相关部门反应过慢，就可能导致谣言盛行，从而激发更大的公共危机。二是网络舆情的复杂性、开放性、隐匿性、传播速度的即时性和传播的无边界性使得网络信息爆炸和信息泛滥，各类虚假消息、过激言论充斥其中,增加了信息收集、整编、引导与监控的难度，成为应对网络群体性危机事件最大的挑战。因此，如何敏锐地把握网上舆情的基本走向并作出快速反应无疑是政府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必备的能力。(三)网络舆情弱规范性构成了政府对网络治理的重大挑战。我国涉及互联网治理的现有法治体系不够健全，对网民在网络上的行为约束不强；网络自治组织发育不成熟，缺乏行业自律公约，不足以对网民形成实质性的约束。此外，通常情况下，网络社区侧重于对网民过激政治言论的管控而缺乏对网民具体的制度性惩戒。因此，如何促使网民行为的理性化和规范化，无疑就构成了当前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治理的规范性挑战。(四)网络传播的非理性因素对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网络传播的非理性因素特别容易引发对政府的攻诘，仇腐仇富仇“三公”，是当前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基本情绪化特征。网民的谩骂、攻讦，充满了非理性的色彩，却能够吸引更多网民的呼应，而产生“沉默的螺旋”效应；网民恶搞、嘲讽，充满娱乐的色彩，却能够引来更多网民的追捧，形成娱乐效应。无论是“沉默的螺旋”效应还是娱乐效应，一定程度上都构成了对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成为政府网络公共治理的极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