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部制”和“省管县”作为我国近年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对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大部制改革对中央和省级电子政务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市、县、乡三级的影响并不明显，“省管县”从另一个侧面弥补了这一空白。“省管县”改革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公开、统一应用系统三个方面全面推动县级电子政务建设，进一步完善市级政务协同办公环境，实现省级电子政务资源共享和整合，以及当前电子政务外网梳理工作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省管县”体制改革 地方政府 电子政务
如果说08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焦点在于“大部制”，09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焦点则集中于“省直管县”这条主线上。08年“大部制”改革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大部制”改革的重点在于调整与整合——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整合现有部门职能、减少职能交叉，为政府信息的整合和政务信息公开提供了组织准备。大部建制使电子政务建设面临重大挑战，尤其对于合并的多个部门而言，如何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共享成为08年和09年电子政务建设的重点。“省直管县”作为“大部制”改革的后续阶段或者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延续，将成为09年的改革重点，同时也为下一步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大部制”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央层面上和省一级政府机构改革上，对市、县、乡三级的影响并没有显现。“省管县”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上“大部制”在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弱势，从而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带来了更为直接的冲击。汪玉凯教授在接受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采访时认为，要把省直管县放在未来我国城乡一体化大战略中来观察。在城乡一体化大战略下，加快省直管县改革步伐，减少行政层级，强县扩权，管理重心下移，为未来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体制保障。
如果将电子政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提高政府效率的工具，它在“省管县”的改革过程中能够起来加速改革进程的作用。实际上，电子政务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工具，它是政府未来发展的一种态势，是政府的一种发展模式，可以将“省管县”体制改革看作是加快电子政务建设、转变政府发展模式的必要过程。在“省管县”改革中，将电子政务和“省管县”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有同时运用两者并合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信息化建设，才在实际意义上真正体现了“省管县”改革的意义和实现了电子政务建设的效果。因此，在“省改县”体制改革背景下，如何运用电子政务这一信息化手段推动“省管县”改革，以及如何运用电子政务加快“省管县”改革，两者如何能够更好地融合起来，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背景
（一）多项政策为“省管县”提供制度保障
着力从改革行政区划、减少行政层次、探索实施省直管县体制的角度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对于提高行政效能、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加快城市化进程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早在2005年6月，温家宝总理就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2006年3月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各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上要“减少行政层级”，财政管理体制上“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0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度锁定“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第26条明确指出:“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7月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这标志着试点多年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开始提速并有了下一阶段的时间表。多项政策从不同决策层面指明，“省管县”体制改革成为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发展方向，成为我国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模式，成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成为我国“三农”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
（二）“省改县”改革实践取得阶段性成果
截至到目前，全国实行财政“省管县”的有河北、山西、海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等18个省份，加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共有22个地区实行了“省管县”。浙江省是最早进行强县扩权改革的省份，1992年该省对13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扩权。从2002年起，湖北、河南、广东、江西、河北、辽宁等省也先后开始了“扩权强县”的改革，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一些重点县，在经济管理方面形成了近似于“省管县”的格局。2002年到2004年是各地“省改县”改革的核心阶段。
2002年浙江省委下发《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扩大部分县（市）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确定绍兴县等17个经济强县及杭州萧山区、余杭区和宁波市鄞州区（通常所说的“17+3”）被确定为放权对象。范围涵盖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313项本来属于地级市经济管理的权限。03年湖北省决定扩大汉川、宜都市等20个县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管理权限，04年为配合“扩权”对湖北省现行省管市、市管县的财政体制进行了改革。03年河南省开始酝酿“强县扩权”，04年《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对强县扩权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指导性纲领。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05、06年浙江、湖北和河南省再次进行了“省管县”和“强县扩权”进行了后续改革。从改革的结果看，“扩权强县”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到2003年浙江省已有30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范围，占了百强县的三分之一，而且有21个县排在前50名。而广东在实施了一系列扩权强县的改革后，也有10个左右的县进入百强前50名。湖北省20个“扩权县”在04年实现工业增加值近300亿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5.4个百分点。县域经济的“蓄水效应”开始显现，“省管县”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和示范效应为“省管县”在全国广泛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