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官员恐惧的事件不胜枚举，网络高速、及时、广泛的传播效应，尤其是对诸如“疫苗事件”、“喝凉水事件”等有关“官”与“民”之间关系发生偏差的事件热切关注的属性，使得一些官员对网络很恐惧，有的则是爱恨交加。
不可否认，我国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已越来越身不由己地置身于浩瀚的网络监督中。那么，该怎样培养官员适应“网络化生存”？
原因剖析：网络已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从表面上看，官员惧怕的是互联网络，但从本质上来说，官员惧怕的是互联网络背后的权利与权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什么是官员“网络恐惧”症？我认为“网络恐惧”可能不仅仅是不适应，而应当是对网络的害怕和躲避的心理现象。从网络热点事件来看，当前官员“网络恐惧”症状不同，“病理”也不同，大多是因为自身有问题，被网络这个“放大镜”照了出来，也有因为网友的偏见而让人“被动”恐惧的。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随着我国传媒业特别是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我们已进入新媒体引导下的“泛在时代”。“泛在时代”的传播特点往往是点对点或一点对多点的传播方式，具有网状和弥散性特点，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和无序性，传播速度呈“爆炸”式，极易迅速产生集聚与放大效应，形成网民情绪高密度的舆论场，这已然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生态。网络成为民意民情的重要表达路径和方式，也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新的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还有利于推动社会积极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人人都被置身网络监督之下，也有利于培育公民道德的自觉和洁身自好。
对于林林总总的互联网现象，把它看作与现实无关的虚拟空间，或是现实危机的来源皆不可取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秦露：互联网带来了信息化社会，同时也带来了两股看似相互矛盾的浪潮：一股是全球化浪潮，它似乎要抹平一切差异，使世界变得同质化、扁平化；但另一方面，被全球化浪潮所裹挟和吞没的每个人、群体、乃至于民族国家又面临着失去自我的焦虑，不甘于这样的结果，于是开始拼命寻找新的自我身份的认同：“我”是谁？“我们”又是谁？是这种寻找自我的愿望幻化为各种形式并成为现在的热门话题，比如知识产权、隐私权、国家利益、公平正义等等，以多元化的价值与声音表达出来，并失去了判断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只有同时看到价值全球化与身份认同碎片化的并存，看到两者此消彼长、相互渗透所形成的社会与价值地貌，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个时代。
因此，对于林林总总的互联网现象，把它看作与现实无关的虚拟空间，或是现实危机的来源皆不可取，互联网不过是现实社会与公众心理的延伸、拓展、承载与反映。只有社会为人们提供了足以安身立命的建设性的正面价值，互联网才不会成为单纯的破坏性与否定性价值的载体；只有社会的现实机制理顺了，人们拥有了正常的问题反映与解决途径，互联网才不会成为赌博般吸引眼球的话题引爆点；只有现实中的法律规范有效延伸与适用于互联网，每个人才会在互联网上如同生活中一般检点和规范自己的言行。 对策建议
“触媒”时代是走向善治的契机
岳阳市委党校陈传伟、李少华：网络是现实的影子，社会转型期，矛盾复杂多发，网民对财富和权力分配问题敏感，必然会通过网络发泄。在群众关心的问题上，建立网络舆情收集民智、民意，使公众的意愿通过合法渠道转化为国家意志，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在涉及群众利益、公共权力的使用、社会良俗维护等问题上，要具备政治敏锐性，做到未雨绸缪，防止使“案件变成事件”。
网络民意并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网络表达与政府监管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及共同合作的可能，网民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大量可以共建却未共建与共治的领域。以公共治理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有助于社会的互动与和谐，培养网民参与社会管理，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网络时代带来的并不是洪水猛兽，或许是走向善治的一个契机。
